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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北京自考中国古代文学史(二)考点1

2022-02-14 10:39:27   来源:其它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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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2022年4月的北京自考即将开始。相信很多考生已经开始复习备考了。下面北京自考网小编将给大家带来:2022北京自考中国古代文学史(二)考点1。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2022北京自考中国古代文学史(二)考点1

 

  2022北京自考中国古代文学史(二)考点1

  名词解释

  1.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的一个诗歌流派,江西诗派有一祖三宗之说,一祖为杜甫,三宗是黄庭坚、陈师道和陈与义。得名于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领袖是黄庭坚,其它主要人物有: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韩驹等。江西诗派的特色有三:一是诗派为观念性的社集;二是以风格和师承为判断的根据,非地域之划分,入诗派的并非都是江西人;三江西诗派是元佑学术的一部分,是作为“绍述”政治的对立物而发展起来的,其盛衰与政局有密切的联系。

  2.江湖诗派:南宋后期继永嘉四灵而兴起的一个诗派。大都是一些落弟的布衣文士或不得志的末宦。由于功名上不得意,进退无据,只得流转江湖,靠献诗卖艺维生,或游走干谒公卿权贵之门,或结友招群于市井乡间,在相互唱和酬咏中消磨岁月,形成一种彼此相近的作诗习气。当时有书商陈起与江湖诗人相友善,刊刻《江湖诗集》,后以江湖集内诗气味相似,故称之曰江湖诗派。

  3. 国朝文派:金世宗大定和金章宗明昌年间,金与南宋议和,偃武修文,建学养士,于是涌现出一批在金朝领土上成长起来的作家,如蔡珪、党怀英、王庭筠以及王寂等,他们的创作风格不同于由宋入金的文人,属于真正的金代作家,使金代文学的发展进入了自具风格的新时期。元好问在其所编的《中州集》中将他们归为“国朝文派”。

  4. 唐宋派:是出现在明代中期嘉靖年间,以反驳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的复古理论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流派。要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其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采取代道统,主张恢复唐宋时的散文传统,倡导文道统一。

  5. 阳羡派:清初陈维崧的词师法苏、辛,尤其接近辛弃疾的豪放苍凉词风。因陈维崧是江苏宜兴人,宜兴古地名称“阳羡”,所以以陈维崧为代表的词派被称为“阳羡派”。属于这一词派的还有曹贞吉、蒋士铨等。

  6. 浙西派:清初朱彝尊推举南宋姜夔、张炎一类婉约词人之作,认为张炎所说“清空”境界为作词的最高标准。在实际创作中,比较注重词的格律和技巧,而对词的意境和内容有所忽略。他的词论主张和词作受到许多浙西词家的认同,许多人都以朱彝尊所标榜的姜夔和张炎为楷模,一时此风大盛,其影响波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年词坛。后来龚翔麟选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嗥日、沈岸登及其本人的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

  7. 桐城派:清中叶最重要的散文流派,因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其散文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以为清王朝政权服务为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散文理论。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其散文理论的核心是“义法”二字;姚鼐使桐城派理论更加完整和系统化,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的理论,并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作家队伍。

  8. 阳湖派:嘉庆年间,当桐城派极盛之际,恽敬和张惠言接受桐城派理论影响,对桐城派的理论作了一些修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他们二人及其大部分追随者都是阳湖人,故被称为“阳湖派”。

  9. 宋诗派:道光、咸丰之际,诗歌在题材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诗体、作诗之法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方向是“宗宋”或“学宋”。故民国后论者以宋诗派或宋诗运动称之。所谓“宋”与“宋诗”,概指以苏轼、黄庭坚为主的宋人诗风,上溯开启宋代诗风的杜甫及韩愈。“学宋”大体上是提倡以学问补充性情之不足,以文法入诗,同时以宋诗的开拓精神去扩大表现范围。

  10.汉魏六朝诗派:清道光咸丰时期,湘人王闿运别树一帜推尊汉魏六朝诗歌,史称汉魏六朝诗派,亦称湘湖诗派。王闿运论诗自尊八代,明言复古,其所作,亦刻意模仿,各种拟作层出不穷。但后世论者一致指认其诗墨守古法。这表明拟古之倡在时代巨变中已无出路,故随着此派另外两位作者邓辅纶、高心夔的下世,湘湖诗派亦告式微。

  11. 湘乡派:桐城派中兴之主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由于曾对桐城派的承续和改造,既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变迁和文风转换对散文的需求,又为桐城派所讲求的身心义理之学培土固基。曾的散文学识宏通,持论坚劲,入情切理,骈散杂厕,声采炳焕,为其弟子服膺,故形成并兴盛于同治年间的曾氏及其门生弟子被人称为湘乡派。

  12. 常州词派:嘉庆时期,常州人张惠言与其弟张琦及周济等崛起于词坛。张惠言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比兴寄托。为了矫正阳羡派的粗犷和浙西派的轻弱,他提倡“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要求词要通过比兴手法达到“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并要求文辞之“深美闳约”的体式。由于张惠言的重大影响,这种理论在当时相当流行,张琦、周济、董士锡、周之琦等积极追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常州词派。

  13. 茶陵诗派:成化至弘治年间,李东阳以内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追随者趋之若骛,形成了一个以李东阳籍贯命名的茶陵诗派。诗风仍属台阁体余波,但李不满于台阁体的无病呻吟、千篇一律的纤弱文风,主张以杜甫的诗风来加以匡正,并且注重诗歌语言的艺术,具有脱离台阁体公式形式的意义,成为从台阁体向前七子之间的过渡人物。

  14. 公安派:指明代后期以袁宏道为首,包括袁宗道、袁中道在内的文学派别,因他们三兄弟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他们以李贽的“童心说”为指导,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用“独抒性灵”来反击文学领域中理学的束缚,找到了以独创的精神来表现个人真情实感这一文学的最高境界,主张创新,比较重视文学的时候精神,在诗歌的抒情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5. 竟陵派:由于仿效公安派的诗歌日益显露出“陋”、“俚”的弊病,所以有竟陵派出来加以匡救。竟陵派因其首领钟惺和谭元春都是湖广竟陵人而得名。他们继承了公安派关于抒发“性灵”的文学主张,但他们认为“性灵”不来自诗人的胸臆,而来自古人的篇什,所以他们主张“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追求一种孤僻的情怀。在艺术上,他们不满于公安末流的浅易风格,力倡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不惜用怪字,押险韵,有意破坏语言的自然之美。使其作品佶屈聱牙,刁钻古怪,走向了极端。

  16. 清雅词派:指南宋中后期词坛崛起的一个词派。此词派的开山大师是姜夔。他在题材内容方面主要承袭周邦彦词写恋情和咏物的传统,在词的格调、意境方面有新的开拓,格调高雅,词境疏朗开阔,以其“清空”、“骚雅”的风格特色,成为南宋雅词的典范。此后,自吴文英、史达祖至王沂孙、张炎、周密等均沿此路作词。在遣辞和音律上益求清丽工整,重咏物,多用典,追求人工之巧,使词由共赏变为纯粹的文人吟唱。他们的作词途径和特色虽各有不同,但追清趋雅却是共同的。

  17.苏辛词派:北宋词中的豪放词派。南宋伟大爱国词人辛弃疾,一生以英雄自诩,其稼轩词充分表现了他的英雄抱负,补襟怀磊落,慷慨淋漓,将气高天下的东坡词风在南宋发扬光大,加之与当时渴望恢复的国势民情相推移磨荡,又与南渡初期的张元幹、颖孝祥诸家的词风相翕合,又有陈亮、刘过等词人追步唱和,遂形成气势磅礴、悲凉感愤的苏、辛词派。

  18. 西昆体:是北宋初期影响极大的诗歌流派。有广狭二义,狭义单指其近体律诗,广义兼指其四六文。西昆之名,因创始诸人在秘阁唱和的诗集称《西昆酬唱集》取玉山、册府之意。共收诗人十七位,皆西昆健将,而以杨忆、钱惟演、刘筠为魁首。杨、刘齐名,当时影响很大。

  19. 山谷体: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称黄庭坚诗为“山谷诗体”,严羽《沧浪诗话》将其列为“山谷体”。其基本特征是求生避熟和求雅脱俗。艺术特点有三:1.以学杜为宗旨,重视句法,发展拗句、拗律体制;2.强调无一字无来处,用典以故为新,变俗为雅,长于点化铸造,富有思致和机趣;3.好奇尚硬,造语洗净铅华,独树隽旨,风格生新瘦硬峭拔,但兼有浏亮芊绵的一面。

  20. 后山体:陈师道号后山居士,著有《后山集》。作诗学黄庭坚,学力专精,讲苦吟,求奇拙,标举“宁拙勿巧,宁朴勿华”,力求简省字句以摈弃华丽辞藻。其诗均为呕心沥血之作,其锤炼辛苦处与黄庭坚无异,但因其缺乏华采而唯余瘦硬。他的诗被称为“后山体”。

  21. 半山诗:半山,是王安石晚年在江宁居住的地方,他这个时期的诗歌被编订为《半山集》,亦称为“半山诗”,主要体裁是绝句。

  22. 简斋体:即指陈与义的诗。陈与义号简斋,著有《简斋集》。其诗学杜甫,又深受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的影响。他虽也重视句法,造语凝炼,但并不株守江西诗派成规,能突破黄、陈瘦硬诗风的局限,主张“不可有意于用事”,以直致、浅语入诗,去繁缛,尚简洁,注重白描和诗歌的恢弘圆融,形成了雄浑沉郁的独特诗风,为当时诗坛新添一格。他的诗歌被称为“简斋体”,对宋诗发展作出了贡献。

  23. 稼轩体:辛弃疾号稼轩。是一位具有英雄气慨的词人,才气纵横,笔力超拔。他的词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有极大的开拓和创新。他以散文句法入词,以经子诗赋之语入词,以词说理,带来了词体的大解放。无论作长调或小令,都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才情和体现了自己的人格。他继苏轼之后极大地开拓了词境,使词在与乐分离之后,仍能够作为一种内容充实,、形式多样化的新体格健诗独立存在。他的词不仅“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而且“包罗万象”。这种在宋代词坛别开生面、既慷慨豪放又温婉妩媚,而以豪放悲壮为主导风格的词,人们称之为“稼轩体”。

  24. 易安体: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其词艺术成就很高,在当时就广为流传,被称为“易安体”。特点有三:1.用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和明白流畅的音律声调作词,以寻常语度入音律是其最突出特点;2.既融入家国兴亡的深悲巨痛,又不失婉约词的本色,具有凄婉悲怆的格调;3.倜傥的丈夫气,其作词既有女性的温柔和明慧,又有一般女子缺乏的俊爽开朗,能把婉约的情思与超脱的襟怀融合在一起,婉约而不绮靡,柔中有刚,蕴含着激昂豪迈之气。

  25. 诚斋体:杨万里号诚斋。以日常生活中的小情趣为题材,以师法自然的白描手法写诗,具有想象新奇风趣,语言通俗明快,风格流转圆活的特点,一改宋诗瘦硬生涩的旧格,成为南宋诗风转变的一个关键。其所创诗歌,被称为“诚斋体”。

  26. 铁崖体:元代后期著名诗人杨维桢号铁崖,他所作宫词、竹枝词和古乐府在当时极为流行,世称“铁崖体”或“铁体”。风格香艳绮靡。

  27. 台阁体:明永乐至天顺年间,以宰辅权臣杨士奇、杨溥和杨荣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垄断了文坛。他们的创作内容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旨。所用文体以诗为主,兼及散文,其中除朝廷诏令奏议外,多属应酬、题赠或应制、颂圣之作,风格雍容华贵,典雅工丽。由于他们均为台阁重臣,地位特殊,故使这种文风在社会上风靡一时,以致沿为流派,称台阁体。

  28. 同光体:晚清宋诗运动之第三期。他们不明言宗宋而称“不墨守盛唐”,即以学宋为主,而不以此自限。称“同光”乃出于标榜,以上承道光、咸丰以来的宋诗传统自居,其实“同”字所指同治并无着落,改称“光宣”更切实际。这派诗人的创作多始于光绪中叶以后,故同光体即是指称光绪、宣统以至民国后的宋诗派。同光体诗人中以陈三立成就最高,沈曾植、郑孝胥等为重要员。

  29. 新文体:梁启超倡导文界革命,但比提出文界革命口号影响更大的是他本人的散文创作。至1902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正式提出“新文体”一词。这种“新文体”从语体上说,是一种介乎文白之间的文体;从文体上说,是打破各种文体界限,将议论与叙事、抒情相结合,富于逻辑性、富于鼓动性的长篇新体散文;从写法上说,是打破各派文章家法,采用一切能用的、有用的古文、骈文、辞赋、佛典、语录、八股文、西学译文、日本文的词汇、句式、体制,形成兼采众长而又独具一格的写作方法。

  30.东坡体:即指宋代苏轼的诗歌。其诗于情无所不畅,于景无所不取,各体兼备,风格多样。其基本风格有二:一是刚健中含婀娜的清丽雄健;二是豪放中加平淡的清旷闲逸。而最能体现其“坡仙”的旷达品格的主导倾向,是其高风绝尘的诗风,即一种超越世俗尘虑羁绊的风神韵致和审美境界,“东坡体”是宋诗的一种风格范式,对宋诗能于唐诗之后别开生面起了关键性作用。

  31.王荆公体:王安石曾封荆国公,故世称王荆公。王安石晚年居住在江宁之半山,写诗主要用七绝体。这一时期的诗歌被编定为《半山集》,诗风由早年的奇险劲峭而变为闲淡沉郁,人称“半山诗”或“半山绝句”。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在宋代诗体中列有“王荆公体”,实则指王安石晚年的诗歌创作。亦即“半山诗”或“半山绝句”。

  32. “朱希真体”:朱敦儒字希真,南流后过了七年漂泊生活,晚年被迫隐居,常放浪于烟霞之间,写下了大量的隐逸词,多歌唱看透尘世后的随缘自适、逍遥行乐,但又深藏忧怨,有较浓的虚无思想色彩。其词语言浅白如话,形象单纯、明净,风格飘逸自然,开南宋隐逸词派之先河。这种在当时词坛能自成一家的风格物色,被称为“朱希真体”。又因其词集为《樵歌》,故亦称之为“樵歌体。

  33.神韵说:清初诗派之一,创始人王世祯。所谓“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更多地关注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意境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排闲解愁的消遣娱乐功能。为此,竭力提倡唐代王、孟、韦、柳一派的诗风,作品也以描写山水景色和个人情怀为主,但缺乏真情实感是其主要毛病。

  34. 格调说:清中叶宗法唐诗的诗歌流派,创始人沈德潜。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观念。他力主恢复儒家“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传统,提出“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感神明”的口号,使诗歌为封建统治服务。

  35. 肌理说:翁方纲既不满于王士祯“神韵说”之空泛,又不满于沈德潜“格调说”的食古不化,提出“肌理说”对二者加以匡正。所谓“肌理说”包括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实际上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据来充实诗歌内容,达到义理与文理的统一。这是宋诗以学问为诗的再版,是以学术代替诗歌创作的一条歧路。

  36. 性灵说:清代中叶,真正与宗唐、宗宋诗派相对立、真正继承晚明以来的主情传统,与道统文学观相对立的诗歌流派。创始人袁枚,所谓性灵派,即是上承明公安派独抒性灵的诗歌主张,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直性情。

  37. 活法说:吕本中后期所提出的作诗主张。吕本中的“活法”即“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提倡“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有意识“以苏济黄”,消除江西诗派末流的生硬造作之弊,为宋诗发展开拓出“流转圆美”的新途径。

  38. 童心说:李贽把文学作为宣扬其反传统、肯定个性精神的社会思想的有效工具,并把代表人的赤子真心的“童心”作为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最高准则。童心说是晚明李贽提出的:“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他把文学作为反传统、反权威。

  39. 二窗:吴文英号梦窗,其词集为《梦窗词》;周密号草窗,其词集为《草窗词》。二人同为南宋中后期清雅词派的作家,词的内容也多为身世之感和离别之情,且往往融入哀时伤世的黍离之悲,艺术上二人均追求清丽工巧,旨趣相近。故时人并称他们为“二窗”。

  40. 富贵词人:即指北宋初期著名词人晏殊。他一生居显宦要职,有“太平宰相”之称,但其在政治上无大建树,而以词传名。他一生生活优裕,生活态度雍容闲雅。其词多祝寿、咏物和歌颂升平,这类词多宴游之余的消遣之作,在过分满足的生活里找一点春花秋月的闲愁来吟咏,虽无镂金错彩的刻意藻饰,但掩盖不住其骨子里的富贵之气,总体而论,尚未摆脱五代绮艳词风的窠臼,故晏殊有“富贵词人”之称。

  41. 南渡词人:即指北宋灭亡后,由北宋逃到南宋的词人。其代表人物是李清照、朱敦儒。他们都生活在南北宋之交,在北宋都有四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并且都已是稍有名气的词人。靖康之变以后,他们也被迫南渡,由于政局的剧变,国破家亡,漂泊流落,使他们颇多家国之感和身世之悲,发而为词,多有凄苦的哀叹和深沉的感伤,词风发生明显的变化。人们习惯把宋室南渡后由北入南的词作家们称南流词人。

  42. 南洪北孔:是对清初历史剧作家洪昇和孔尚任的合称。洪昇是钱塘人,有著名历史剧《长生殿》传世;孔尚任是曲阜人,有著名历史剧《桃花扇》传世。这两部著作代表了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并代表了清初感伤审美思潮的重要实绩。

  43. 清初三大家:三位作家是侯方域、魏禧、汪琬,号称“清初三大家”,他们的散文比较注意从文章风格上纠正晚明散文的放诞的纤佻习气,主张恢复唐宋散文的醇厚传统。三人中以侯方域成就较为突出。

  44. 前后七子:从明朝中期开始,诗歌掀起了一场以复古面目出现的革新活动。以李梦阳、何景明为核心,包括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等人的文学群体,称“前七子”。他们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目的是扫荡台阁体的无聊文风,力图恢复文学自身的独立地位。但由于他们的创作理论落后,缺乏创新,有泥古不化的倾向。至嘉靖、隆庆时期,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内的文学群体,称“后七子”。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前七子关于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在复古道路上比前七子走得更远。他们成员间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差异较大,它并不是一个主张和创作实践完全统一的文学流派。

  45. 宋末元初四大家:张炎、王沂孙、周密和蒋捷,都是由南宋入元代的词人。张炎、王沂孙、周密均为南宋中后期清雅词派的作家,蒋捷词虽较少束缚,有自然之趣,且时有豪放,风格多样,但在炼字、求声律及追求隽婉方面,仍不脱姜夔、吴文英的影响。由于他们词风有相近之处,又都是宋末元初词坛上的佼佼者,故清人称他们为“宋末元初四大家”。

  46. 辛派词人:指的是南渡前后词风与辛弃疾相似或相近的作家。既包括早于辛弃疾的南渡初期作家张元幹、颖孝祥等,也包括和辛弃疾同时或后于辛弃疾在作词方面追步辛弃疾的作家陈亮、刘过等人。他们都以浓郁有爱国激情和慷慨悲壮的词风,共同促成了苏、辛词派的形成,成为词史上一笔富贵的精神财富,为宋词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47. 永嘉四灵:指的是南宋后期永嘉的四位诗人,即徐玑,号灵渊;徐照,安灵晖;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字灵秀。他们都是永嘉人,字号中又都有一个“灵”字,诗风又极为相近,故谓之“永嘉四灵”。他们都是由叶适的鼓吹而闻名于世,视为同一诗派,谓之四灵诗派。

  48. 遗民诗人:清初诗坛,有一批由明入清的诗人,他们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对时末清初的战乱和民生疾苦铭刻在心,对清统治者在政治上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入仕为官。他们用诗歌揭露清兵暴行,颂扬抗清英烈,坚持民族气节,寄托故国哀思,诗风慷慨苍凉、激昂悲壮。这一类诗人被称为遗民诗人,其代表人物为顾炎武、吴嘉纪和屈大均。

  49. 遗民作家:指南宋灭亡后生活在元初的原南宋末年的作家。著名的有汪元量、刘辰翁、郑思肖,以及谢翱、林景熙和谢枋得等。他们由宋入元之后,用诗、词、文不同的文字形式,感怀时事,伤悼故国,抒写兴亡感慨,表现了坚守气节的遗民心态,表达了亡国遗民的悲愤之情。后人称这样一个作家群为遗民作家。

  50. 元曲四大家:指前期元杂剧作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和后期元杂剧作家郑光祖。因为他们在元代杂剧创作中成就高、影响大,所以周德清在其《中原音韵》一书中将他们并列,称为“关、郑、白、马”,后又称之为“元曲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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